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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虚假疫苗背后的社会道德失守还需“以柔辅刚”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旨在告诫人不要敛不义之财。而此次引起中国全民公愤的疫苗事件则是对这一公序良俗的公然挑战,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而将同胞生命健康作为自己逐利筹码的无良企业家们遭到了民众的集体声讨,也将迎来法律对他们的制裁。北京时间7月23日下午15时,中国长春新区公安分局发布通报,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案件迅速立案调查,将主要涉案人员公司董事长高俊芳(女)和4名公司高管带至公安机关依法审查。

事发后中国相关部门采取的一系列的惩罚补救措施虽算是给公众了一个交代,但以此次疫苗事件为典型,近年来中国商业领域道德失守的乱象接连出现,例如2008年含有化学原料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事件导致上万名儿童伤亡,2010年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2013年中国南方的多起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致伤致死,2016年山东曝光价值5.7亿元人民币的非法疫苗案: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市等等。以上每一件都让民众对这些商人重利轻义的嗜血贪婪感到后怕。

如果这些不义的逐利之举没有受到外在制度的有效约束,则会造成很消极的结果。轻则让消费者损失钱财,重则事关人命。具体到类似于疫苗这种事关公共健康安全的领域,一个贪念就足以造成一场大范围的灭顶之灾。狂犬病虽然发病率低,但死亡率极高,几乎是100%,狂犬疫苗更是经常被人使用的一种疫苗,如果因为使用了问题疫苗而错失了最佳免疫时机,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而如果用在儿童身上的疫苗如果出了问题,很可能对其漫长的一生造成伤害,再者由于中国进入老龄化的现实,对儿童生命健康的疏忽也是对整个社会希望的伤害。

诚然,马克思早就讲过,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甘冒绞首的风险,无良企业家的不义逐利之举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事实并不是人们想要的结果,也并非不可以约束的现实。而改变这样的恶行确实需要外在的刚性约束,比如健全政府部门的监管机制,包括舆论环境,加大对公共领域造假行为的惩罚力度等。但没有完美的制度,在填补外在刚性约束漏洞时还需里应外合,比如纠正无良企业家“见利忘义”这样很可能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公众利益的价值观,改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一种特殊的要素资源,企业家精神是当代中国和人类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就曾提出把熊彼特对企业家的定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对企业家作出新界定,其中就包括“义字当头”的义利观。义利,是儒家关注的核心价值命题,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义字当头”的儒商精神。

明清时期,中国形成了众多具有地域特色的商帮。其中,“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地分南北的“新安”徽商与“山右”晋商,都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善于将儒家有益的思想理念融于经营之中。儒商将其成功经营的核心理念归结为八个字,即“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即儒商大多自小就受到“安分守法”的庭训,有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在“义”“利”抉择面前,儒商把“重义”视为经商的重要原则,强调宁舍利取义而不见利忘义。当今完善企业家精神可借鉴儒商传统文化资源。

当然要保证“以义取利”企业家精神的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能保证其落地的外在硬性奖罚机制。包括加强对按照“以义取利”理念经营企业家的正面宣传、给予社会荣誉激励以及各种实际的支持政策,拓宽他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相应地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营造激励企业家“以义取利”的社会氛围。

老子云“水至柔而至刚”,强调“刚”与“柔”的辩证关系。同样当今中国商业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道德失守乱象,除了外在刚性约束条件的缺位所致,还在于整个社会内在柔性的急功近利之风气使然,因此填补监管漏洞,完善企业家精神并促其落实正体现了内外兼修、以柔辅刚的治理之道。